民族主义令中日关系蒙阴影,计划恐令中日关系

日期:2019-09-13编辑作者:财经新闻

* 低迷经济、社会规范转变使民族主义意识抬头

201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在这120年间,前半是以侵略与反侵略为主题,后半围绕是以应该尊重历史还是应该集体失忆,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主义几乎一直发生着冲突。然而不同的是,中国的反日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在日本的教育和刺激下成长起来的,这是一个在评论两国民族主义的性质时不可忽视的前后顺序。

现今79岁的石原慎太郎已经为购岛筹集了13亿日元捐款。

记者 Kiyoshi Takenaka 编译 王冠中/隋芬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也发生过许多“攘夷”的运动,但那只是在对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缺乏充分认识的情况下,“住民们在对外部侵入者感觉到了危险时所产生的本能的行动。”但是“马关条约”签订后的“公车上书”,却是由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发动的第一次政治请愿运动,它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站到了民族前线的标志。孙中山也于1894年在夏威夷组织起了以打倒清政府为目标的“兴中会”来发动革命运动。但是不管是变法派还是革命派,虽然他们的行动方式和最终目的有所不同,但从在看到国际社会的局势变化后深感中国面临深刻危机而认为必须寻求中国的政治体制变革的思路上来看,二者的性质却是相同的。

在野田佳彦发表上述评论的几个月前,石原慎太郎首次提出由东京都政府买入钓鱼岛。日本称这三座小岛由日本国民私人所有,并租借给中央政府。

**内在的愤怒**

不过,有关民族主义日渐升温的种种迹象,仍可能加大日本领导人处理中日关系的难度,虽然北京方面目前也在竭力应对本国的反日情绪.

中国与韩国买家在日本的购房活动已引发该国公众的担忧.菅直人在一个国会小组上称政府将调查有关情况,不过其外务大臣的说法是,鉴于一项促进外资投资的政策,有必要对此予以关注.

"不清楚最近的抗议活动将对政府有多大影响.但这些若演变成更广泛的群众运动,政府支持率肯定会受打击."关西学院大学的Kensuke Suzuki说道.

帮助组织了本月两场大型集会的Toshio Tamogami称,这类活动正在吸引包括年轻人与妇女在内的广泛人群的关注.

"他们认为中国方面存在问题,但同时认为日本政府也有不当之处.日本政府并无坚定立场."Tamogami在接受的电话采访时表示.

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及中国人的变革和进步往往是从认识到了自身不足而开始的。首先是“器物不足”,然后是“体制不足”,最后是“文化不足”。应该注意到的是,而后两次变革的发生都是与中日关系分不开的。为了解决在“器物”方面的不足,洋务派只是进行了“利器”、“兴学”等实质性的尝试。但是要进行体制的变革,是要以否定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世界”的传统世界观为前提的,因此不得不说戊戌变法是中国自我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革命性的事件。而戊戌变法是由甲午战争的战败而起的,由此就可以看出甲午战争给中国民众造成了多大的心理冲击。

“尽管时值两国邦交正常化40周年,眼下却缺乏和谐氛围,”一名接近野田佳彦的日本议员称。“紧张关系很可能继续。”编译:王凤昌 发稿:王燕焜全新邮件产品服务——“每日财经荟萃”,让您在每日清晨收到全球财经资讯精华和最新投资动向。请点击此处开通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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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列强各国为了在海外获取殖民地和扩大势力范围,争相加强海军力量成为近代国家主要的军事和防务思想。日本进攻台湾以后,清朝也建立了“水师”,但水师海军建设一直阻碍重重。而在这期间日本的海军力量终于凌驾于中国水师之上,从而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大败清朝。甲午战争是“中日关系发生质变”的标志,更成为让中国人重新认识海洋、重视海上防务力量的契机。甲午战争的结果长期影响到中日关系的方方面面,近年来中国要成为海洋大国、加强海军力量的声音不断高涨,其背景上依然可以看到有对甲午战争给予中日关系之影响进行深刻反省的原因。

然而,一些日本分析人士对野田佳彦的动机提出质疑。“也许他试图以惹怒中国为代价,期望换取国内民众的支持,”索菲亚大学(Sophia University)教授中野晃一(Koichi Nakano)表示。自从去年9月就任首相以来,野田佳彦的支持率目前已经跌破30%。

* 深度经济结盟或可度过风暴

对中国人来说,败给日本比败给西洋列强各国在精神上的打击更加沉重;中国突然转为向昔日学生的小国日本“割地赔款”,尤其是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强烈的耻辱感。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后,5月里在北京的1300名举子在康有为的率领下“公车上书”,揭开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序幕。

中国之前称石原慎太郎的购岛计划是非法的,而对野田佳彦当下的计划也迅速加以谴责。

* 民族主义气氛升高,可能不利中日关系

1840年鸦片战争的战败,迫使清王朝与英国之间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然而即使割地赔款,此时的清王朝依然摆出一副“以不变对万变”的架势,自我陶醉于传统的“天朝”体制之中。与此相反,没有被中国人接受的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却在日本却引起了强烈反响,日本人从鸦片战争中得到教训,开始注意到“洋学”的价值。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战败的清王朝,到了1860年代才终于进行“洋务”。洋务运动迈出了中国近代“自救自强”的第一步,然而它的视野里有的只不过是“坚船利炮”,实行“中体西用”的目的依然是为了维持传统的社会结构和“天朝”秩序。而日本在1850年代即从“锁国”转向“开国”,1860年代开始对国家政治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造,经过“讨幕运动”、“大政奉还”等确立了以三权分立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之后再推行“四民平等”、“改正地租”、“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各项具有实质性的政策,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始了国家近代化的进程。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在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近代民族主义之际,日本的民族主义已经开始膨胀,并且很快达到了1874年的“出兵台湾”、开始鼓励进行对外扩张的地步。

姑且不论其实际意图,专家认为,野田佳彦的购岛计划最终可能导致中日紧张关系升级,而非得到缓和。

东京10月29日电---经济停滞、社会规范转变再加上中国日益升高的影响力,使得日本民众民族主义意识升高,可能让日本当局化解中日双方紧张关系的努力更加艰难.

中日关系在上月大幅恶化,因中国一渔船与日本巡舰在具争议的东海岛屿附近擦撞,该渔船船长遭日本扣留.

这样的紧张情势引发对企业影响的忧虑,尽管分析师指出,这个10年初期的中日冷淡关系,并未阻挡双方的贸易活动,并使中国在去年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夥伴.

日本首相菅直人在国内遭受抨击,因其显然屈服于中国的压力,释放了遭扣留的中国船长.最近两个周末,有数以千计的民众走上东京街头进行抗议.

"和以前不一样的是,全职工作不再是终身有工作的保证,甚至大学毕业生也会找不到工作,因为在全球化过程中,就业流动性也随着变大,"甲南大学的讲师Masahiro Abe说.

"对于社会变迁的模糊忧虑,让民众希望拥抱更大更强的寄托,比方民族主义、排外运动和宗教."

受到日圆劲升的冲击,日本脆弱的经济复苏几近停滞,甚至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让给了中国.

然而,也正是这样的经济停滞,让中国的活力对日本成长来说更加不可或缺.

"日本企业近日公布获利,显然许多企业都因中国业务而大大受惠.我想他们不会大幅检讨,"东京FuNNeX资产管理的首席经济分析师Xiao Minjie说.

从1884年到1914年之间,日本一共参与了三次战争。而对日本来说,这三次战争不是以中国为敌就是以中国为战场,并且借机从中国获取了大量的权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1915年时以提出对华二十一条而达到了新的地步。以此为背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意识也一举高涨。二十一条签订的5月7日、5月9日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纪念日”,从191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21年的抵制日货运动成为民国以来首次全国性的民族运动,也是中国经济史上历时最久的抵制外货运动。1915年9月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刊为标志而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评价,在因中华民国的建国而完成了体制革命的基础上,开始了近代中国和中国人自我认识的第三个阶段。

东京7月10日电(记者 Linda Sieg)---日本首相野田佳彦提出由国家出面购买钓鱼岛的计划,阻止民族主义者--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推进其激进的购岛计划,这似乎看来是试图缓解中日关系。

--译文审校 宿泱韫/王冠中

笔者一向认为,在理解近代中国政治历程的问题上,有两个不可或缺的视点。其一是中国进入近代国家之前最后一个王朝的最高统治阶层不是汉民族,另一是中国清末民初的许多革命家和思想家都是通过日本接受了建设近代国家思想的影响。这两点并不相互孤立,而是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革命家对于清王朝的“民族”歧视政策的反感和反抗,最终演变为“驱除鞑虏,回复中华”的“民族”革命,而这个以建立“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民族”革命的理论,恰恰是从鼓吹单一民族国家思想的近代日本学到的。从梁启超在日本学到“民族主义”这个词汇的那一天起,中国人的原初的淳朴的民族主义就与建设近代国家和新型“国民”联系在了一起;然而,作为老师的日本,却将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思想变成了动员煽动国民参加侵略战争的工具,近代中日两国关系因此成为两个民族国家之间民族主义激烈对抗的舞台。所以,认识中国近代对外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首先应该按照时代在中日近代关系的层面上对它进行梳理。

中国媒体发表了一系列措辞强硬的社论和评论文章,中国政府显然面临国内民众压力,民众希望政府不只要口头表达愤怒,更要采取坚定的行动。

从万里长城到北洋水师:中国的海洋意识与甲午战争

野田佳彦上周六表示,日本中央政府正考虑购买钓鱼岛。作为保守派政客,他已经将日本的外交重心从发展亚洲关系转回到美日安全关系。

古老的中华文明是一个大陆文明,在中国的文明体系里,海洋从来没有占据过重要的位置。作为一个经济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大国,中国人更愿意把从海上来的人们都看作是来“天朝”的“朝贡使”。作为一个农业文明共同体,中国如何抵御游牧民族—“胡人”的入侵,才是真正令历代王朝统治者头痛的问题。所以,能够在西北建造起雄伟的“万里长城”,却从没有一个王朝想到要东南去建设一支海军力量。明王朝为了杜绝倭寇,想到的方法只是严格实行海禁政策;而终于跨过万里长城统治了全中国的清王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中国人传统的“华夷思想”,但对中国以及北方民族政治传统的继承,中国传统的防卫思想进一步发酵:在内陆方面虽然屡建“武功”并进一步明确了国家的主权范围,但在海洋发展的方面却显得更加慎重,断断续续地实行以海禁,延续着锁国政策。

2011年10月13日日本海上自卫队的PC3飞机飞过钓鱼岛。REUTERS/Kyodo

“出兵台湾”是近代日本第一次出兵海外,也是“最初的践踏清朝主权的事件”。它说明,日本民族主义的膨胀必然导致日本向外进行军事侵略扩张,而其侵略扩张的矛头首先就会指向以中国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传统东亚地区国际秩序。昔日的学生变成今日的强敌,日本的侵略极大地刺激了清王朝。然而由于内外交困,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海防塞防之争”:塞防论主张收复在1860年代的穆斯林起义中丢失的对新疆地区的统治权,海防论则主张放弃新疆地区而把收复新疆的预算用到充实海防力量中。其实,不论是塞防派还是海防派,其代表性人物都是清朝内部的洋务派人物,二者都看到了近代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不同的只是,应该把哪个国家视为最危险的帝国主义,然后将这个假想敌可能来侵的方向列为国家的防卫重点而已。“收复新疆”的背后,隐藏着是否应该将俄国作为一个最危险的假想敌。

2010年,中日两国关系骤然转冷,当时一艘中国渔船与日本的巡逻船在钓鱼岛海域发生碰撞,日方随即拘捕了中方船长。

表面上看来,“塞防论”的胜利似乎说明此时的清朝政府还没有将日本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然而更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清朝政府没有摆脱中国以万里长城为象征的“重陆轻海”的传统国防思想的思维。关于近代中国衰退的原因,人们常常列举清王朝统治阶层的腐败、保守与自大,然而却常常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无论是统治阶层还是知识精英,都在国家经营的层次上缺乏海洋意识。

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Akio Takahara)称,“野田佳彦的意图并非令局势升级,而是相反,他想要稳定局势。”

近代中国自我认识的三阶段:对外民族主义的生成与发展

两国国内局势可能助长各自的民族主义意识,使得维护两国关系的难度加大。中国今年面临领导层换届,而日本执政党在计划提高销售税的问题上出现内部分歧。

钓鱼岛争端是否会再次导致两国经济关系骤冷,目前仍难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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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取决於中国作何反应,”位於东京的世界和平研究所的北冈伸一(Shinichi Kitaoka)称。“我认为中国政府不想将其政治化……但是他们难以抵御民众的呼声。”北冈伸一认为野田佳彦并非要挑战中国的立场。

“双方尽管存在共同的经济利益,但转圜余地都不大,”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蓝平儿(Lam Peng Er)称。“他们知道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夥伴之一,但他们也都面临无法忽视的国内政治因素。”

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都声称对钓鱼岛享有主权,这片海域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并可能拥有非常可观的油气储量。

中日经济联系益发紧密,且即将迎来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40周年。然而,外交人士称,野田佳彦前述计划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中日关系或将重演两年前的紧张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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